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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捷达2013款图片:挂羊头卖狗肉的哲学家

来源:http://www.ggghj.cn  日期:2019-04-22

  曾几何时,不甘寂寞的中国哲学舞台冒出了一位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的一切理论探索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出发的”大师[1],更加有一大堆前来“借光”、想要“沾光”的名人学者的推波助澜、先声夺人。一时间,舞台上锣鼓喧天,好戏连台。

  正如大师所说:

  “我为这个时代而振奋、而呐喊,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它是我的时代,------。”[1]

  “理性精神包括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一是逻辑精神。怀疑精神要有批判性思维,中国人(注解: 当然,“大师”除外)最缺乏的就是批判性思维;逻辑性精神就是能够推理,中国人(注解: 当然,“大师”除外)不善于推理,总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外一个话题。”[2]

  鹤立鸡群的大师好像在说: 因为,我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护身符,又有“理性精神”的禀赋。

  所以,这是“我的时代”。

  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邓晓芒大师,他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舞台上究竟扮演了怎样一种光鲜的角色?

  下面,分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 启蒙的教父

  一. 何谓“启蒙”

  按照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的说法:

  “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

  二.“启蒙运动”在中国

  按照大师的说法: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2]

  “五四精神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启蒙精神。启蒙(Enlightenment)在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中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字眼,其本意是‘光照’、‘启发’的意思,但并不包含唤起民众的含义,多半倒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4]

  “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居高临下对老百姓进行启蒙,把民众当作儿童进行引导、教育。按照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2]

  短评:

  大师把“启蒙”与“唤起民众”对立起来:你要“启蒙”就不能“唤起民众”;你要“唤起民众”就是“反启蒙”。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晓得,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民众走出了中世纪千年的黒暗,萌发了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18世纪,咄咄逼人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起来挑战封建统治和教会特权,一大批划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户梭,狄德罗)应运而生,而民众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也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这就是法国启蒙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反观中国,上世纪初,虽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个被“克己复礼”约束了千年的阿Q的国度,“个人觉醒”了吗?再等二十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怎么办?

  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嘱咐国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见1925年,《总理遗嘱》)。

  毛泽东说得更清楚:“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五四”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亿文盲的“人口大国”,一个很少传媒、极度闭塞的世界。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新兴势力只是长出了嫩芽,在此敌我力量悬殊的态势之下,知识份子走以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工厂矿山,扎根农村基层,“唤起”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阶级意识,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态势。这种创新的“中国特色”、创新的“群众运动”正是我中华民族致胜之道。

  邓大师对“唤起民众”非常反感!认为:被知识精英唤起的民众,不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属于“非理性”的民众。那么,大声疾呼“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的刘苏里为邓某人帮腔造势,不也是“居高临下”,引导、教育民众吗?对于那些任由大师“喚起”的民众,如果说,他们也是属于“非理性”的民众, 岂不成了“洪桐县里无好人”?反之,邓某人岂不是“听从本人者,理性;听从他人者,非理性”的荒谬大师?

  邓晓芒又说:“(五四)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的变化,启蒙已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立刻就抛弃了启蒙理想。------。只要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暂时当一段亡国奴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采用什么手段来‘救中国’是不在乎的,只要能救中国,他们可以轮番试用西方启蒙思想、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法家和墨家思想、阳明心学和气功内丹,也可以有意无意地造神、谀神,接受现代迷信,并能做到义无反顾、心悦诚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鲁迅),五四知识分子从早期的激进转向保守,从思考转向行动,几乎是普遍的惯例。”[4]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内化为中国人人性中的必要层次,如果内化为这样一个层次,就不存在所谓超越、扬弃,所谓反启蒙,哪怕在现实中效果并不好,比如由启蒙运动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血淋淋,非常糟糕,但启蒙思想成为广大人民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层次,不会被抛弃,他们已经跨过了那个阶段,要回也回不去了。[2]”

  两次启蒙运动都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5]

  啊哈!当代中国人“渴望”哲学大师拯救他们的灵魂。下面,你将会看到,大师如何精心铺垫出一个“启蒙教父”的神话。

  三. “当代的启蒙教父”

  《哲学家今天的角色》[5],是以刘苏里、邓晓芒两位大师“对话”的形式,或者正如他们自己供认,是气味相投的两位大师的“共鸣”。下面是大师们的经典话语:

  刘苏里:“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5]

  邓晓芒:“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 这句话通常翻译为:人是理性动物。”[6]

  邓晓芒: “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5]

  邓晓芒:“ 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就是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历史元典的依据。------有人说儒家‘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礼教之辨。然而这种礼教恰好是立足于血缘亲情和家族等级之上的,不过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或宗族主义。”[5]

  邓晓芒: “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5]

  邓晓芒:“总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国民的劣根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这样么?还有义和团。”[5]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5]

  刘苏里:“邓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5]

  解读

  没有“理性”,不知“自由”为何物,原生态的“义和团”,暴虐的“文革”,------,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劣根性的真实写照。所以,冥顽不灵的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追随“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大师邓晓芒,开启“心智之蒙”。于是,大师邓晓芒笃定的认为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启蒙教父”了!

  四. 第三次启蒙运动

  按照大师的说法, 中国人的“第三次启蒙运动” 应该是这样子:

  “中国文化历来承认普世价值,长时期以来,我们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只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暴露出传统普世价值有自身狭隘性,只是立足于家庭宗法和亲情之上,至多带有一点‘推恩’的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家庭亲情推展开来。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相比,更加普世,它可以涵盖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比如仁孝,基础更加广泛、普遍,更强调人人平等。”[2]

  “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以后无路可走。今天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梦醒以后不是无路可走,梦醒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2]

  五. 评论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文明形态。古代西方地广人稀,人们焚烧荒地上的植被,开荒种地。原始的西方农民不懂得施肥,等到耕种过的土地肥力不足以后,他们就转移到异地,重新烧荒种地。所以说,西方(农耕)文明始于无拘无朿的“游耕”生活,还有,西方人很早就在地中海上自由地闯荡、追逐财富。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提倡“自由与物质”的西方文明。

  与此相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亚洲腹地。这里有适于耕种的节气,有两河流域(黄河,长江)肥沃的土壤,纯朴勤劳是东方人的天性。集“天时,地利,人和”之大成,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聚集定居,与西方的“游耕”不同,这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不动窝的“定耕”生活,这是一种具有血缘关系的族人抱团取暖、同舟共济的生存方式。由此演化成一种遵循伦理道德约朿、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有序的“克己复礼”的生活方式。孔子(还有后来的孟子)在此基础上,赋与它“仁”的精神,“仁”成就了中华文明之魂。也就是说:“抱团取暖”—→“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成就了传统中华文明完美的三级跳。不同于“自由与物质”的西方文明,这是提倡“约束与精神”的东方文明。“克己复礼”是约束,“为仁”是精神,“克己复礼为仁”维护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大一统。儒家文明是一种没有宗教狂热与偏见、兼容并包、节能环保的文明。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生活丰富了,所以说,这是一种“赢在起跑线上”的文明。它也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唯一的、绵延不断几千年的文明。可是,到了近代,它从“领跑者”变成了“落伍者”。

  2. 中华文明的惯性

  中华文明树大根深,它有一种内在的、顽强维系自己文明传统的惯性。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顺从“克己复礼”的惯性,走过了沧桑的三千年。因为“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变”,谈何容易!“五四”以前大约八十年间,曾经有过农民运动自发的“破”(“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也有精英阶层自觉的“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折腾了几代人的“破”与“立”都无法撼动中华社会“克己复礼”的惯性,也就无法使中华民族走出困境。“于无声处听惊雷”。终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了,中华优秀儿女开创了“不破不立”的文化革命新纪元。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它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了大中华三千年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这是一个极端专制,极端愚昧的“两极”社会。因此,“破”专制,“立”民主,“破”愚昧,立“科学”,也就是说,反对专制与愚昧,提倡民主与科学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轴。“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自鸦片战争以来孕育了大半个世纪,一但破壳而出一鸣惊人的文化批判革命,由批判专制愚昧延伸到批判旧道德旧文化,一发而不可收拾。“五四”以后,要“民主”不要“专制”,要“科学”不要“愚昧”的“不破不立”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不破不立”的风气也深入到了千家万户。运动向纵深发展,必然出现分歧。革命派认为:“专制”是“因”,“愚昧”是“果”,号召民众起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改革派认为:“愚昧”是“因”,“专制”是“果”,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不管怎样,“五四”以后,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的“革命”与“改革”就成了驱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两部強大的引擎。孙中山的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政党,后来的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它成了革命对象。正是铁心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与立志改革的民主人士两股力量的联合,最终推翻了蔣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到来了,社会进步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孔乙己”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主与科学始终是我们战胜专制与愚昧之利器。“五四”以前几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那时的满清统治者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科举制的中国社会没有民主与科学的风气。“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废除了科举制,走上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道路。说我们抛弃启蒙,不择手段去“救亡”,纯属是非混淆、黒白颠倒的无稽之谈。自“五四”始,中国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也就是“启蒙”始终在路上。汚蔑中国启蒙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了的鬼话可以休矣!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他们相同之处在于:启蒙运动导致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造成“要回也回不去了”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但是,其过程和结果迥然不同,如下所述:

  法国启蒙运动是继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初,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了一场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伟大斗争,出现了一大批划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户梭,狄德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启蒙”,终于迎来了摧枯拉朽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各种思潮粉墨登场, 各方势力相互绞杀, 后人往往用“腥风血雨”形容法国大革命的残酷。但是,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直等到19世纪中后期,也就是1875年诞生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以后才算完成。“启蒙—大革命—法兰西民主共和”三部曲从头到尾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人们经常提起“五四运动”,它实际上包含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以及1919年青年学生爱国反帝运动(救亡运动)。如果说,启蒙运动是“风”,救亡运动就是“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全中国都沸腾起来了,就连大军阀阎锡山也在他的山西地盘大办新式国民教育,卓有成效。这是了不起的“中国特色”,它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按常理,中国革命应该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归宿,也就是最终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实现孙中山的“自由平等”。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后归宿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什么?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相对软弱,其代表人物蒋介石向反动势力的妥协投降,使得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孙中山革命的大旗。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中国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法国革命,从“启蒙”到“成功”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革命一气呵成,从“启蒙”到“成功”仅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这一创举,是划时代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亿万民众欢呼雀跃。

  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说: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第8页)。 如果以1919年的“五四”作为分水嶺,后八十年(“五四”——上世纪末)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前八十年(鸦片战争——“五四”)千疮百孔的中国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华文化获得了新生,新生的中华文化“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邓晓芒与此唱反调,他说:“诚然,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因五四人士的提倡而在中国盛行,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反而充满了和过去一样的专制,愚昧和无序。”[4] 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邓某人如此与众不同的阴暗心理。

  法国启蒙运动引起的法国大革命带动欧洲走向现代化,“五四”启蒙运动引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唤起”东亚地区走向现代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东亚”终究会赶上並且超越欧洲。

  “五四”不仅属于中国,它标志着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的世纪”来到了,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下面,我们就来剖析大师的哪一点“理性”:

  (1)“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所谓儒家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国民性的传统的一些基因。这些基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被人注意,我们认为是崭新的,其实是新瓶装旧酒。里面有很多旧的东西,已经有很多人对此作了分析。比如说农民起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延安当时演的一个京剧《逼上梁山》,就跟这个梁山起义差不多。”[7]

  解读: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就是毛泽东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儒家精神就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集“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之大成,或者说,集古今中外“生存之道与发展之理”之大成,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最终的结果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旗帜是“造反有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周边地区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造旧社会的反。然而,“梁山起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鲁迅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也就是说,梁山起义那一伙强盗最终成了“克己复礼”旧秩序的殉葬品。

  说共产党的农民起义与旧社会的梁山起义“差不多”的人,也就是吹捧鲁迅“是中国四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那个人,我不清楚这个人是否知晓鲁迅的上述观点,也不晓得他“差不多”是无知,还是居心叵测?

  还有,从上述邓大师那一小段“奇文”里,让你领教邓某人心狠手辣的风格:

  a. 他盛气凌人地一口咬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儒家化”。当然,你这个儒家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国民性的传统的一些基因”。

  你看,他一下子就把你扣死了。接下来,你就只能乖乖的听从他的摆弄了。

  b. 你共产党的“新瓶”,装的是传统的“旧酒”。“已经有很多人对此作了分析。比如说农民起义------就跟这个梁山起义差不多。”

  罔顾事实,偷换概念,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上述这一小段“奇文”堪称是他那个胡编滥造的“新批判主义”的典范!

  (2)“ 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10]

  解读: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不破不立的文化大革命。五四以来“破”了克己复礼,中国人走出了数千年以来的旧礼教的约束,“立”了新文化。毛泽东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说成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11] 古老的东方华夏民族从沉睡中觉醒了,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邓晓芒污蔑我们是“痞子文化”,说我们不择手段去“救亡”,纯属凭空捏造。

  我们虽然走出了旧礼教的约束, 但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约束观念挥之不去, 正所谓“败也约束,成也约束”:你在革命队伍里受到革命纪律的约束;解放后,户籍约束,从商约束;今日之北京, 大街小巷布满了护拦, 行人受约束,等等。然而,今非昔比。在旧文化之下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八十载,中华民族奄奄一息;而在后来的新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里,不像是历史上短命王朝(秦始皇,隋炀帝)强加于民的那种非人的约束(奴役),而是革命者的一种拼搏精神,是儒家那种牺牲小我服从大我的传统,形成了一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群策群力愚公移山的态势。“有比较,才有鉴别”,同样在八十载的时间里(从“五四”到上世纪末),我们的民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昔日东亚病夫,今朝昂新捷达2013款图片:挂羊头卖狗肉的哲学家首挺立于世界舞台。所以说,社会是进步的,新文化也是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出了专制愚昧,注入了民主科学的儒家文化获得了新生,东方民族“约束与精神”文化不是消亡, 而是新生!

  按照邓晓芒的“理”,五四的启蒙运动本应走向自由与人权。这些人说,你共产党一边高呼“解放”,一边大搞“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群众运动”和“大民主”。邓某人对这三样东西深恶痛绝,说:“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这叫什么逻辑?正是因为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当年的群众运动发展成了今天的农民工潮,正是当年的大民主发展成了今天的互联网群组。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也就是说, 存在决定意识。今天,我们实行体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抛弃旧意识,接受新观念, 自由与人权蔚然成风。所谓“第三次启蒙”,只不过是邓某人自导自演的欺世盗名的噱头而已!

  (3) “走群众路线,崇拜大众,崇拜劳工,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不能把大众美化和神圣化,大众也会犯错误,文革就是全民犯的错误,纳粹就是德国大众犯了错误。”[2]

  解读:

  将“文革”与“纳粹”并列的目的,就是因为十恶不赦的纳粹已经被钉死在人类历史的耻辱簿上,所以,邓某人也幻想将“十恶不赦的文革”钉死在人类历史的耻辱簿上。其阴险用心,昭然若揭。

  3.中华文明的精神

  中华文明精神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从 孙中山“唤起民众”到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一脉相承。从鸦片战争开始,历经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阶级意识被“唤起”。民众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翻身求解放而心甘情愿跟随共产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时候,革命就成功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诗人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讴歌中华充满生机的神州大地,讴歌中华创造奇迹的亿万民众。

  4. “天人合一,大道至简”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古代西方人或者“游耕”,或者在海上漂泊,感觉海阔天高,一切都在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们期盼有一种超乎大自然的“神力”来驾驭这个运动变化的世界,于是,西方人创立了宗教。信仰“神力”的西方人与“大自然”的博弈,叫做“天人相分”。

  在中国,“定耕”的古人过的是“安居乐业”的日子,人们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于“农耕”的需要,古人对于天文地理的观察与记录非常出色,人们发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有秩序,大自然有规律可循,从而认为,与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人类社会”也应该有秩序、有规律可循,由此而悟“道”。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说的是,“天”即“道”,“道”即“天”,至高无上,永恒不变,源于“天”之“道”的“人”之“道”也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新捷达2013款图片:挂羊头卖狗肉的哲学家道”。接下来问:“道”是什么?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一句话讲的是“大一统之道”——万物归于“一”,第二句话讲的是大一统之下的“平衡之道”——打“太极”讲究刚柔并济;维系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外儒内法”,讲究(软硬)两手平衡;耍“杂技”讲究力的平衡;舌尖上的中国讲究烹调平衡];望闻问切讲究阴阳平衡;今日之世界,“地球村”的全体居民终归会走向大一统,人类社会终归会走向“自由”与“和谐”之平衡。

  “大一统之道”与“平衡之道”,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是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永恆不变的至高无上的信仰,是超越一切宗教信仰的信仰,是中华儿女生存之道,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

  “平衡之道”是平凡的真理,比如说,人口与(自然)资源要平衡。按人头论,我国资源极度贫乏,许多矿产资源不可再生,日渐枯竭,人口与资源的失衡是要命的。再者,如今北京不少公交车上有三名司乘人员,未来人工智能的汽车不需要司乘人员,多余的人往哪里去?第三,人均寿命提高,劳动强度降低是大势所趋,未来60岁以上的人力资源越来越多。最后,参照俄国一亿多人口与美国三亿多人口,不向外扩张领土不掠夺别人资源的中国,为了谋求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中国从解放初的六亿人口发展到现在的十四亿,如果应用高科技手段,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性伴侣,机器人不会生孩子,有可能经过几十年时间让中国人口重新回到六亿!

  5. 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

  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a.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这里面有三重意思:

  第一.“克己复礼”意味“圈养”

  人非禽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如果没有规矩,放任自流,人就会走向反面,禽兽不如。所以说,上至官,下至民,人人都要“克己复礼”,无自由可言。

  第二. 为仁由己

  “克己复礼”为仁。“杀身成仁”,为了“仁”,直至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所以说,“仁”是君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是我中华民族之“魂”。

  但是,孔子以理服人,不强人所难,他给芸芸众生留有余地。也就是说,是否“为仁”还有“由己”选择的余地。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人走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光辉道路,最终“成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些仁人君子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其余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碌碌无为,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小人”。

  第三. 天下归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期望通过仁政与教化,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b.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的良好愿望是建立一个由清官真君子和顺民组成、有秩序、有崇高理想的“清官政治,太平盛世”。但是,一枚硬币总有它正反两面。实际情况只可能是清官与贪官,真君子与伪君子,顺民与刁民共生、抱团取暖、相互依存、扯儒家大旗和稀泥的社会。从春秋时期的孔子经过了大约一千五百年,来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兴起,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也。”(《朱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36,“答陈同甫”)问题严重了,传承了一千五百年的“王道”竟然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为什么?因为“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因此,朱熹们要兴“道”,讲“理”,“存天理,灭人欲”。从不置可否的“为仁由己”晋级为强制性的“灭人欲”,民众任由统治者及儒生们所愚弄。结果,物极必反。一个压抑“人欲”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安分守己、混混沌沌的愚民社会;也必然是造就一大批道貌岸然的贪官、伪君子的刻板社会。在以后八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欧洲社会走向文艺复兴、科学技术腾飞。我们有的只是主子奴才戏天天演,这样,我们才有了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二度入主中原的历史,也才有了鸦片战争、外来入侵、民族觉醒的历史。(从好的方面说:朱熹的“存天理”提升了“儒家精神”,造就了更坚挺的“中国的脊梁”,也才有了中国近代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

  C. 不破不立的“五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猛烈冲撞,沉睡了八百年的中国社会被唤醒了。陈独秀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树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最终,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硕果,试比较[9]:

  社

  会

  克己复礼的宗法社会 → 有革命精神、自觉纪律的平民社会

  说明: 说明:

  尊卑贵贱的名分 群言堂的社会

  和而不同的关系 团结-批评的关系

  政

  治

  精英治国 → 精英治国 + 大民主

  说明: 说明:

  专制集权的官僚政府 民“问”政、官“治”民的民主集中制

  哲

  学

  抱团取暖、“和”的哲学 → 抱团取暖、博弈进取、“斗”的哲学

  说明: 说明:

  安贫乐道天地人合的生存哲学 求生存、谋发展,一分为二的哲学

  文

  化

  “人上人”的精英文化 → 平民社会的文化

  说明: 说明:

  君子—小人文化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造就以礼教化小人的君子 造就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革命先锋队

  依据上述的比较, 可以看出:从克己复礼的孔夫子到不破不立的毛泽东,既是继承、又是发展和创新。在仅仅半个世纪(从“五四”到“文革”)的短暂历史时期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冲破了几千年以来的“克己复礼”的樊笼,推翻了特权阶级的反动统治,完成了(大陆)统一大业,开创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得以挤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但是,由于存在有几千年儒家传统的惯性轨道,由于“历史的惯性”,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质上还是属于“清官政治,好人政府”,也就是说,属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范畴。从“五四”走来的毛泽东,秉承“五四”不破不立的传统,让“劳力者”起来造反,“破”几千年“治人”的传统,势在必然。

  d. 毛泽东的“文革”

  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听天由命,愿意当、习惯当顺民。这样,客观上就为“知天命”的“神”准备了,或者说,构建起一个恢弘的历史大舞台——造神的舞台。当“神”消失了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堕落了。 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总是这样:造神—堕落—再造神—再堕落— ……,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而不能自拔。

  让顺民造反,让“大地震”去摧毁顺民文化,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但是,权力掌握在精英手里,其中,“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于是,毛泽东逆势而行,诉诸大民主,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第8页)。

  为了使(儒家)文化免于沉沦,毛泽东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文革”。这是-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让“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革命。

  6. 中西文明的冲突与交融

  a. 文明社会

  古代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无比残酷的争斗,中国人最终理性地选择了“克己复礼为仁”的生存方式,也就有了长达两千年的儒家农耕文明社会。在东方,文明人是被克己复礼“圈养的”、不自由的。反之,在西方,文明人是“放养的”、自由的,相对于东方更“野”。所以说,西方文明社会是理性加野性的社会。中华文明社会是理性加人情味的社会。

  b. 野性的西方

  上世纪,西方文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因“争夺”而起的“一战”和因“仇恨”而起的“二战”。野性大发的欧洲人丧失了理智,自相残杀,波及全世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它拆穿了西方文明人如何“理性”,西方文明社会制度如何“优趆”的神话,鬼话。

  c. 驯化了的“民”

  因“圈养”而“驯化”!

  起初,“圈养”比“放养”更文明。我们最早建立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分工合作高效率、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有序而和谐的社会,创造了气势恢宏的长城、运河奇迹,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这实质上是一种“上”为“舟”,“下”为“水”的二元社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这样风风雨雨走过了一千多年。后来的统治者借口“存天理,灭人欲”将“载舟覆舟”之水整治成了“静水死水”,“民”被驯化了。到了近代,奴性的东方终于被野性的西方打败了。

  d. 中美关系

  百年以前,正值中国的“五四”,那时候,中国还是“东亚病夫”,美国早已跃升为世界首富。

  正是美国帮助中国战胜了他的世纪宿敌日本;正是美国把中国扶上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宝座;正是美国让中国免遭其北方強权的毒手;正是中国趁美国“海湾战争”之危机而飞黄腾达。反思百年,中国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反思百年,美国人觉得“亏”了,他有一种失落感,紧迫感。由于美俄两个超级大国联手战胜了ISIS,美国正在从多年的反恐战争中脱身。中美“鹬蚌相争”大有升级之势,普京坐等收取“渔翁之利”。不过,说到底,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类似“一战”那样的争夺,也沒有类似“二战”那样的仇恨,人民相互友善,经济互补性強,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发展成对抗。

  (二) 市侩的本色

  刘苏里:“ 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这很像毛的遗产。毛大概是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础工作,仍波及面不够广泛,是否应做进一步检讨?因为你的写作毕竟不是为了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的啊。”[5]

  邓晓芒:“ 此书(注解: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5]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5]

  刘苏里:“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万圣,都卖得不错,特别有几种,比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文学与文化三论》等等。”[5]

  刘苏里:“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5]

  解读:

  “东西”卖了个大价钱,见钱眼开,得意忘形。好一个活脫脱的市侩!

  (三) 吹牛不上稅

  刘苏里:“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5]

  刘苏里:“他(注解:指‘邓晓芒’)长期任教武汉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师。------。一册经过缩写的二十几万字《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讲下来,竟花去14个学期。没有哪位学生从头至尾听过这门课,------。”[5]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5]

  解读:

  从古到今,只有我们这位大师才能从“西天”取到真经,只有他才能够为尚未开化的中国人带来西方极乐世界的“福音”。

  邓晓芒:“我相信我的一些书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5]

  解读:

  我们这位大师在国人面前颐指气使、牛皮吹得鼓鼓的,可是,牛皮总也吹不出去。于是,大师来了个“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的“大胆的假设”,紧接着惊世骇俗的“结论”——“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而后,环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让你应接不暇。这就是大师的惯用手法。如此这般,邓某人就自以为是顶级的世界大师了!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厚着脸皮卖弄自己才华的人只能说明他已经丧失了某种起码的理性。

  胡适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除了“假设”,还要“求证”,也就是想方设法自圓其说,求得“自洽”。说明胡博士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是学问中人。邓某人只要“假设”,无须“求证”,算什么人?

  (四) 大棒不留情

  邓晓芒:“ 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5]

  刘苏里:“ 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5]

  邓晓芒:“他迷信强权。但可惜心比天高,命如纸薄,------,”[8]

  邓晓芒:“ 显然,这就是我国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套‘学理’,所谓‘人民民主独裁’论已经深入到刘小枫的骨髓,成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常识’”[8]

  邓晓芒:“ ------刘小枫对于什么是人权没有起码的概念,他以为人权就是为所欲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8]

  邓晓芒:“ 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5]

  解读:

  说你是狗就是狗。

  痛打落水狗!

  霸道!

  (五)结束语

  “不破不立”是辩证法。历史告诉我们,正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与人权事业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历经几个世纪,时至今日,在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争取自由与人权的群众运动、群众暴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令人发指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于1794年5月 、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7月相继被送上了断头台,公开行刑,盛况空前。从1792年开始直至1794年三年之内,被推上断头台斩首的“反革命份子”保守估算超过六万人。法国大革命波及整个欧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大杀戮才停止下来。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比起“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文革”该诅咒,那么,法国大革命是不是更应该诅咒?

  提起中国人的勾心斗角, 触目惊心,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勾心斗角的历史,有的人就说中国人没有理性。事实上, 儒家不是宗教,它也就没有因宗教信仰而来的宗教狂热与偏见,儒家有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讲的是利害关系。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总能做出理性的抉择,处于困境之中的国人也就有不破不立的决心和勇气。请看:

  A. 1911年的辛亥革命, 随之而来的清帝退位,平和地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国人有了“共和”的诉求,也才有了后来的“五四”。

  B. 1936年的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 也就有了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C. 文革动乱,戛然而止,史无前例。这才有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今天,我们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放眼世界,一些国家,例如:昔日的文明古国、如今仍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还有,伊斯兰革命四十年后仍处于傍徨之中的伊朗等等,他们都没有我们幸运。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邓晓芒: 《思想自述》

  [2]邓晓芒:《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

  [3]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4]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5]刘苏里 邓晓芒:《哲学家今天的角色》

  [6]邓晓芒:《哲学起步》

  [7] ]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

  [8]邓晓芒:《评刘小枫的“学理”》

  [9] (

  [10] 邓晓芒: 《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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